【专家视点】张胜军：加强教育、文化和安全领域的气候适应国际合作

我认为《适应性发展导论》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操作性强，是一个行动者的宣言、一本操作化手册，不纠缠于概念，而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在方方面面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抓紧行动起来，我觉得在这点上，这本书展现了中国行动的姿态。下面我谈四点思考和想法。

第一，“适应”和“发展”这两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关系？以谁为主？是以适应为主还是以发展为主？是在适应的框架下发展？还是在发展方向上适应？既然提出“适应性发展”，这个定义的主旨肯定是主张做好两者的平衡工作，而这种平衡性也始终贯彻在这本书里。我们不能把 “适应性发展”视为“适应”的发展，也不能把“适应性发展”视为发展的适应。我觉得在这点上如何把握好很重要，这是第一个要辨析的地方，仍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第二个需要辨析的是，就当前的情况而言，到底是“救亡”重要还是“启蒙”重要。今年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听到了太多坏消息，先是美国干旱、巴西森林大火、河南暴雨、山西洪涝，后是能源短缺引起的油气价格高企等，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都给了研究气候预测模型的物理学家。一时间我们感到当前的这个世界似乎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现在怎么避免人类面临灭顶之灾。在这一背景之下，“适应性发展”怎么做？对此，我认为二者都不可偏废，既要为救亡付出更大努力，也要同时加强启蒙工作， 因为“启蒙”本来就有动员民众的意义，所以与救亡并不冲突。总之，对于气候的适应和发展以及两者的关系，一定要重新加以理解，我觉得这两个在当前的形势和相应的讨论中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我想谈一下今年11月份刚刚结束的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这次气候峰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出现了全球政治意愿下降的新情况。虽然世界各国的党或者国家的元首、气候活动专家、非政府组织等都参与其中，开展了很多研讨、对话、游说和倡议活动，各国领导人也纷纷作出承诺，但是实际上这些承诺缺乏具体行动方案的支撑，一落实到减排方案、监督措施等具体问题上，这些承诺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还是各国缺少足够的政治意愿。格拉斯哥峰会上本来还热烈讨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但是最后的文件中又把它删除了，可见大会也意识到面对气候变化后果加速呈现，有必要放弃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据气候行动监测组（Climate Action Tracker）在会议期间发布的数据，按照格拉斯哥所达成的国家自主贡献路线，难以实现巴黎协议确定的把温度增加控制在尽可能接近1.5摄氏度的目标，最多只把温度增加控制在毁灭性的2.4摄氏度。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所指出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是一个妥协，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利益、矛盾和政治意愿的状态”，“不幸的是，集体政治意愿不足以克服一些深刻的矛盾”。

所以作为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者，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今年全球气候变化峰会上会出现全球政治意愿下降如此突出的情况？是不是与气候变化遇上新冠疫情有关？就像当南非的艾滋病遇上新冠病毒，导致病毒发生变异，出现奥密克戎新毒株那样，当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挑战遇上新冠疫情，就会出现全球政治意愿下降这一政治病毒新变体？的确，新冠疫情增加了世界的现实不确定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由于整个世界的发展充满了变数，每个国家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所以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当然，这也同时意味着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是空前艰巨的。

第三，气候变化本质上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我们做好自己的事，也不能够忽视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关于这个问题，我简单介绍一下目前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参与情况。

国际气候变化适应战略和政策在2015年后进入了全面适应行动阶段的后巴黎时代，其实适应气候变化的观念在我国出现得还是比较早的，随后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比如这两年发布了相关的文件，2018年中国与荷兰等17国共同发起成立全球适应委员会， 2019 年 6 月，全球适应中心（Global Center on Adaptation, GCA）第一个区域办公室，全球适应中心中国办公室（GCA China office）揭牌成立。总体上看，中国比较重视与南方国家的合作，同时与欧洲的合作比较多，与美国也有一些合作，但在国际融资、能力建设以及应对策略上，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力度还明显不够。特别是由于气候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在适应能力上，在资金、技术、政府效率等各个方面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和相对弱势的地位。

其次，加强国际合作不仅需要资金、技术，更需要教育、文化以及安全方面的政策跟进。比如在安全方面的难民问题就值得特别重视。中东地区战乱之后出现很多难民，难民向欧洲国家如德国盟等逃难，难民总量不过200万人，但是这区区200万人就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全球民粹主义骤然上升以及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等等。根据现在的预测，如果气温升高到2.4度甚至3度，全球将有1.2亿到2亿的气候难民，大家想一想这个世界会乱成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看，开展气候适应性发展的国际合作，一定要考虑安全问题。对中国而言，到时我们面临的问题将会非常大，就说沿海周边地区的民众往内地迁移，那场面都足够可怕了，而且我们周边的国家人口也相当多，都要往中国迁移怎么办？所以我们在气候适应方面一定要强化风险防控意识，提前做好议案和布局，落实相关政策，同时和有关国家深化合作，有意识地帮助其他国家提高应对能力，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最后，刚才有位专家提到了中医，我想到现在的气候问题用中医的说法就是“阴阳失调”。中国传统文化里还有五行之说，金木水火土，我又产生了一些联想：气候变化会破坏“五行”的循环关系，“金”是金戈铁马，还可以代表政治危机；“木”是粮食危机；“水”是洪水或风暴；“火”是火灾；“土”就是基础设施受到破坏。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所有这些要素是相辅相成的，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从而构成一个平衡的体系。我觉得王宏新教授在发展适应性发展理论时也可以融入五行的这种平衡性。在适应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中，中国展现出了在政府效率、体制优势、传统文化等多方面的长处，我们可以改变前面提到的国际上“只说不做”的状况。